一個時代問題擺在眼前。

  聯合國所發布的《2024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》報告預計，“美國等幾個大型發達經濟體在2024年的經濟增長將放緩，而許多發展中國家，也將面臨金融條件收緊，財政空間縮小和外部需求疲軟的問題，短期增長前景惡化”。

  于是，在過去的10個月中，各國中央銀行各自發力，對抗通貨膨脹或緊縮。

  但世界仍處于愈發破碎的狀態，時而爆發的沖突對抗，可能切斷全球供應鏈。這一切，都持續沖擊著人們的信心。

  到底如何才能獲得更好的生活?經濟如何能夠獲得真正長久的增長，而不是虛假的繁榮?

  生活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，全世界都迫切地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。

  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告訴我們，以上因素都非經濟長期增長的核心與基礎，他們給出的答案是：制度——只有依賴于一種“好”的制度策略，前述所有因素才能發揮正向作用。

  當地時間2024年10月14日，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，將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·阿西莫格魯(Daron Acemoglu)、西蒙·約翰遜(Simon Johnson)和詹姆斯·羅賓遜(James Robinson)三位經濟學家，以表彰他們對“制度如何塑造并影響繁榮”這一議題的研究。

  問題是，如何把蛋糕做大，如何做出一個更能創造經濟持續增長的分配模型，讓絕大多數人，都能“好好”地活著?

  01

  國家貧富，500年逆轉

  要回答這個問題，首先要回答，“為什么是制度”，而不是地理、文化、技術、資源或者人口?

  要證明制度與繁榮之間存在必然線性的因果關系，其實很難，因為，現存的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在太多方面存在差異。

  但這次，諾獎得主們，找到了一個新的視角。

  他們將城市化水平與人口密度定為繁榮與否的近似標準，然后把目光投射在了那些曾經的殖民地上。

  在這個框架里，他們采用統計分析的方式，探究城市化水平、人口密度兩者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，以對比1500年與現代的繁榮程度。

  結果非常有趣：許多在1500年時相對富裕的國家，500年后反而變得相對貧窮。

  也就是說，國家之間的貧富，在約500年里產生了整體逆轉。

  而其他學者的質性研究也支持了這一點，比如麥迪遜在2001年的研究中就提到，印度、印尼、巴西和墨西哥，在公元1500年到1700年時，要比美國更加富裕。

  500年里到底發生了什么，導致國家財富發生了相對逆轉?

  諾獎得主們做了幾組數據分析，比較1500年時城市化水平較低與較高地區的城市化水平發展軌跡，比較具體國家隨時間變化的城市化水平程度，也比較不同國家隨時間變化的工業化水平。

  統計結果表明，逆轉的時機大致發生在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早期，并且與工業化程度有關。這個時間點，世界正面臨著兩件事，一件是航海冒險、殖民掠奪，一件是工業革命。

  而有趣的是，如果把殖民化前幾個世紀的城市化水平與時間曲線拉出來對比的話，還會發現，國家相對財富并沒有發生此類逆轉，即原本富裕、城市化水平更高的國家，持續保持其相對優勢。同理，未被殖民過的地區，也沒有產生類似逆轉。

  統計結果推論到此，根據已有的國家財富解釋假說，諾獎得主們把更多目光放置在殖民上，建立了一個新的模型。

  在這個部分，他們做了復雜的數學公式與數據回歸分析，將制度、工業化水平與國家早期GDP等數據全部納入討論框架。

  最終統計結果表明，是制度差別導致了貧富狀況的逆轉。

  結合歷史資料與統計結果，他們認為，“殖民”打斷了被殖民地區的社會組織方式。歐洲人受地區總體環境影響(地區早期的繁榮程度與人口密度)，有意或無意采取了不同的殖民策略，最終產生了不同的經濟結果。

  02

  采掘性制度與包容性制度

  鏈條已經建立起來。

  在模型中，諾獎得主們其實已經探討了更細致的問題，即什么樣的制度能夠促進更長久的經濟結果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這里的制度不僅僅是指政治制度，還包含著經濟制度等一整套社會組織形態。

  對比不同的殖民地歷史與數據，他們發現，在早期相對富庶地區，歐洲殖民主義反而建立起了采掘性制度。

  因為這些地區往往人口眾多，資源眾多，進行簡單的搶劫，資源掠奪或者剝削，更具有經濟意義。比如，用軍事力量逼迫勞動密集型地區的大量當地人從事種植業和采礦業——往往只有強權能夠壓迫勞工在工資低廉的情況下進行艱苦勞動。

  也就意味著，在這些地區，權力往往集中在少數人手中，少數人通過強權從廣大民眾口袋里撈取資源，而大多數人得不到有效的財產權利保護。

  在這些地區，殖民者只挖掘，不建設，以短期利益為主。

  而原本人煙稀少、相對貧困的地區，建立包容性治理形式，至少有兩個可能性。

  一個是彼時的歐洲人更傾向于移民定居，移民者會本能地要求原有的財產保護權利;另一個是人煙稀少，掠奪性制度不具備經濟優勢，甚至代價高昂，如果激勵定居者工作并投資自己的家園，經濟效益更可觀。

  一個更為直接解釋制度與其經濟結果關聯的例子，則是橫跨墨西哥與美國的諾加里斯市。

  諾加里斯在歷史中被一分為二，美墨邊境的柵欄往北是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諾加里斯，而南邊，則是墨西哥索諾拉州的諾加里斯。變量幾乎是“天然”控制好的，殖民前的兩個地區，其原始地理、人文、經濟條件和社會組織形式類似。

  但從結果來看，生活在北邊的居民人均壽命更長，大多數兒童擁有更高的學歷，財產權安全，居民知道他們將從投資中獲得大部分好處;

  而南邊的居民則總體上比北部居民貧窮許多，犯罪與腐敗并行。

  變化，則發生在西班牙和英國分別對南北兩部分地區實施殖民時期，那時，它們分別為當地引入了采掘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。顛倒的制度，長久地對地區發展產生影響。

  研究殖民地歷史并不是為了判斷“殖民”本身是好是壞，也不是為了判斷哪一個地區的殖民者是好是壞，而是“殖民”恰好提供了一個“不同策略影響發展結果”的客觀研究案例，是引入制度視角解釋經濟發展的一個契機。

  至此，諾獎得主們已經得出了結論，以剝削大眾為基礎建立的機構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，而包容性制度則能為大眾創造長期利益。

  03

  分享的發生，制度的繁榮

  接下來需要解釋的問題只剩——制度如何影響經濟結果，以及為何這樣的影響存在持續性?

  把結論先放在前面。

  在經濟學中，一個普遍的解釋是，經濟增長需要創新與資本積累。

  這次，諾獎得主們認為，在諸如此類經濟增長因素面前，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是，保證它們正常進行，以最大程度發揮作用。

  一個保護產權、法治良好，市場競爭完全的制度環境，能夠保障其中的創新者、投資者，去獲得創新、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回報。

  因為，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權力是被分享的，權利是被保障的，推導出來其經濟結果更容易被分享的。

  作為個體本身，會更加愿意去進行創新與投資，同時，環境也會動員更多人進入市場，參與經濟活動。每個細胞都動起來，整體也就動起來。

  道理很簡單，一個不被賦予自由度和包容性的種植園奴隸，很難設想機器收割。

  一個原因是，機器收割會擠占掉自己的利益，更遑論為其提供額外的經濟回報——機器只會為種植園主創收;另一個原因則是，繁重的勞動讓其沒有閑暇時間去思考創新。

  在諾獎得主們看來，歷史同樣證明了這一點。那些建立了包容性制度的國家或地區，更易于抓住工業革命的機會，而那些處于被“采掘”狀態的原始富庶地區，則“無力”以整體姿態承接工業革命的洪流。

  因為所有的財富與權力，都掌握在精英手中。面對技術變革，精英們反而能利用手中已經擁有的資本，實現更高速增長的資本回報。

  比如，人工智能與自動化設備本身并不具備“好”或“壞”的性質，關鍵看人怎么用。

  阿西莫格魯就提到，技術進步并不必然導致勞動與資本的分配不均，但如果技術進步偏向于取代人力，而不是增強人力，那么就會加劇收入不平等，出現行業或平臺壟斷的情況。

  所以，我們需要一種，確保技術進步或資本積累的成果能夠被廣泛分享的包容性制度框架，以實現總體向上的生活狀態。

  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制度幾乎是人口數量、技術水平、地理位置等其他可能影響經濟發展因素的“墊腳石”。把石塊堆起，國家或地區擁有了一條道路，讓后續所有因素朝著某個方向駛去，長期繁榮或者短期繁榮。

  駕駛的汽車，總有慣性。汽車運行后，不是不可能踩下剎車，擺脫采取采掘性制度的機構以減少貧困，只是路徑依賴會讓改革顯得非常困難。

  采掘性機構的特點是，少部分精英掌握了資源的分配權力，也掌握了最多的資源。在權力集中這一前提下，諾獎得主提到統治精英與民眾之間存在彼此懷疑。

  只要精英依然在政治上占據高位，民眾們就不會相信經濟改革能夠兌現共同受益的承諾——局勢平靜下來后，有可能回到往日的模式。除非民眾有權力“剝奪”不信守經濟承諾精英的高位。

  而本受益于原經濟制度的統治精英們也不相信，民眾會保障或補償改革后的損失，會嘗試先采取措施安撫受損階層。

  于是，除非受損階層擁有足夠大的能量進行反抗，否則制度變遷總是很難發生。也就是說，制度變遷，并不由效率所主導。

  但受損階層最終成功分享權力的案例也比比皆是，這一論證過程與西歐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吻合——當精英們無法應對革命威脅時，只能選擇分享權力，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制度，保障個人財產權利，通過稅收、社會保障體系等方式，縮小收入不平等。

  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形勢，似乎我們所需要的，不過是一個更包容、更具“普遍分享性”的未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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